早在春节过后，在东部沿海和一些内陆地区，“民工荒”就再度袭来。在劳动力市场，不仅一向紧俏的“技工”持续紧缺，就连一直被认为可以无限供给的“普工”也传出供应不足的信息。

　　劳动力市场上的这种转变令人疑惑：“普工荒”的出现，是否意味着我国农民工市场的供需关系出现了拐点，农民工从总量过剩开始变为总量不足？如果不是，又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普工荒”，真的存在吗？　　 

　　在温州市区东屿南路，随处可见一些招聘信息。这里靠近温州市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一些急着用工的中小企业老板就在这里“守株待兔”，寻找适合他们企业的工人。　　 

　　一位前来招工的鞋厂老板告诉记者，由于缺少普工，厂里已经停掉了一条生产线，损失不少。温州云中楼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克宁告诉记者，以前酒店只要打广告招人，前来应聘的人都会很多。现在招工越来越难，在媒体上花费2万元做广告，也只招到了2个人。　　 

　　“普工荒”正困扰着这个民营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截至3月初，温州市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仍有29000多个岗位未招到人。缺工的企业遍及鞋类、眼镜、打火机、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宾馆、酒店等服务行业，所缺普工中又以女工最为缺乏。　　 

　　温州并非特例，目前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也都出现了“普工荒”。在温州，为缓解“招工难”，一些企业远赴甘肃、宁夏等中西部地区招聘农民工，招的也大多是普工。　　 

　　然而，记者在温州市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却看到另一幅景象：数以千计的农民工在这里寻找求职机会，很多人找工作的时间已超过一个月。“普工荒”与“招工难”的现象竟同时并存。　　 

　　温州市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主任季建设告诉记者，人才市场上每天农民工的流量在3、4千人左右，但找到工作的人并不多。“这些人要求比较高，没有1000元看不上，还要求包吃包住。”　　 

　　表象的背后是什么　　 

　　一边是企业在喊“普工荒”，一边却是农民工“找工难”，农民工市场供需错位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河南人韩树伟在温州市劳动力市场找工作前后已有半年时间。这位质朴的中年汉子告诉记者，他曾在一家小鞋厂干过一个月，但老板拖欠工资不给。“你执意要钱，老板就让你走人。”最终，韩树伟也没要回自己的全部工资，在仅讨回200元钱后，离开了那家小鞋厂。　　 

　　27岁的湖南隆回县人杨征军此前在一家餐饮店里工作。他说，其实我们也想干长一点，不想东跑西跑。但一些老板很苛刻，随意提高工时，还不给加班工资，怎么待得下去？“我现在希望找一份工作，住的地方舒服一点，不是十几个人挤在一起，工资有个1000元以上就可以了。”　　 

　　一位职业中介人士透露，目前存在“普工荒”的多是一些中小民营企业，这些企业里工作时间长、工资待遇低，农民工自然不愿去。大型企业用工规范，普工一般不会缺乏。　　 

　　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前秘书长朱峰说，农民工工资近年来虽有提高，但相对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是不成比例的。在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幅度12年来只有68元。中小企业工资增幅过慢和用工不规范，最终使农民工徘徊在劳动市场的大门之外。　　 

　　据了解，一些不规范的职业中介机构也加重了农民工对企业的不信任感。一些民工告诉记者，不是不愿意工作，实在是工作不好找。职业中介机构发布的信息大都是虚假浮夸的，介绍工作的时候说工资有1000元，实际有800元就不错了。“被骗一次、两次后，谁还信任它？”　　 

　　“普工荒”透露的市场信号亟需关注　　 

　　“普工荒”并不是真的“荒”。然而，它却透露出一个十分重要的市场信号：农民工群体在经过20多年的市场培育后，开始理性地要求企业主提高自己的工资待遇，并改善恶劣的工作环境。　　 

　　朱峰说，近年来，劳动力市场已出现新老交替的局面，老一辈农民工的子女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对工作的预期明显提高了。与此同时，大量中小企业经营状况不佳，不愿也无力满足一些农民工提高工资、缩短工时等要求。这样，劳动力市场出现“普工荒”的现象就毫不奇怪了。　　

　　一些大的民营企业为了维持一支稳定的劳动力队伍，已开始注重为民工创造一个较好的用工环境。温州的正泰、奥康等大型民企不仅着力为民工解决子女入学、住房、医疗等后顾之忧，还为民工制定个人发展规划。过年了，一些企业还通过包机送民工返乡等形式延揽人心。　　 

　　为了避免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些国内企业已经将工厂搬到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南亚等地。有关专家指出，国内企业要从根本上解决“招工难”的问题，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依靠低成本劳动力投入的发展模式，重视和满足新一代农民工的需求，并着力改变和提升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　　

　　“普工荒”以及持续几年的“技工荒”也提出了一个极为紧迫的课题：一个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如何形成？一些学者指出，我国的工业化车轮正处于疾速行驶中，企业的做大做强、产业的升级换代，迫切需要一个分工细化、技术熟练的产业工人队伍，亦农亦工、流动性过大的农民工已不能适应这种新的使命。这一问题需要国家从政策层面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