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与非制造业的工资水平增长变化差异的具体情况

　　中国制造业的工资增长速度长期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连续10多年并没有实质性增长，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各行业都是如此。因为带有行政化国有垄断色彩的烟草、电力、金融证券、石油、电讯等行业则是定期或不定期地大幅度提高工资的，更加上还有不同形式的行业性福利或灰色收入，使得这些行业成为整个社会的高收入群体，其年收入水平是其他行业的6-10倍，甚至更高，这些行业的工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GDP.

　　2005年，中国职工人均年工资1.83万元。垄断性行业，包括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按保守估计，以这些行业人均年收入是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7倍计算，他们的年收入总额为1.07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其中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部分高达9200亿元。但分布在竞争性行业的企业职工的工资增长水平则远低于GDP：当然，具体情况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拥有城市户籍的企业职工的工资有所增长，但也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例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6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约为21001元，比2005年增长14.4%；2006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31%……，所有这些数字利好本应指向一个基本的经济逻辑：国企职工工资也该以大致相同的幅度水涨船高。但现实却并非如此：“企业生产一线工人收入过低；基尼系数越过0.40的警戒线、且呈扩大趋势；低收入职工生存惟艰”等是基本事实，国有企业职工工资之“低”，目前仍然没有扭转之势，但企业管理团队的工资收入水平则是年年暴涨。具体表现为：(1)国企管理层(主要包括各级经理、高级技术与财务人员)的工资福利水平让“国际水准”也要瞠目结舌，动辄逾百万，且一切开销也基本是由企业负担；另外还有数量可观的期权、政府的各种奖励以及数量同样惊人的灰色收入等，致使不少国有企业管理层的收入水平甚至要高于国际水平。(2)企业一线职工的工资长期没有实质性增长。例如，上海市50.6%的国企职工近3年内没涨过工资，最长的6年未涨分文等类似情况屡见不鲜，一些国企高级管理者的收入正搭乘“效益快车”扶摇直上，而与一线职工的差距呈现出“马太效应”。

　　(二)作为中国制造业工人主体的农民工工资增长更是缓慢。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2年至2004年，老百姓的收入，1997年至2003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仅增长8.0%，同期农村居民纯收入年均仅增长4.5%.早在2001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就越过0.4的国际警戒线，2004年达到0.458，目前更高达0.46；而且，城乡收入差距还有继续扩大之势。

　　200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工工资在12年间，仅提高了68元，而当时全国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基本上都处于400-600元之间。为了计算的便利，我们取中位数500元作为一般工资水平，并近似地将68元看成是12年来全国民工工资的平均增幅，换句话说，1992年我国民工的平均工资为482元。这一水平明显高于当时有些偏低的国有企业职工的平均水平，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合理水平。从1992年到2004年，我国消费物价指数上升了91.36%.

　　在保证民工实际收入不变的情况下，2004年民工的平均工资也应当出现与物价指数相同的升幅，达到922元。以此水平(922-500=422元)计算，2006年，全国民工人数大约2亿，全年收入损失为422元×10×2亿=8440亿元(仅以农民一年工作10个月计算)。而2004年全国职工平均年工资收入的16024元，若按农民工的收入仅为城市居民平均收入的60%计为9614元，低于11064元的“农民工合理年收入”的实际情况；更何况，广大农民工基本上都没有社会保障，其工资实际上就是其所有的收入，但没有任何人或机构考虑过农民工的打工成本。从而就使得不少农民打工收入难以弥补支出，出现全国性的民工荒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但即使是近几年的民工荒也没有能够真正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

　　企业职工工资过低与增长缓慢的运行机理分析

　　在资本与劳动的交易过程之中，只有当劳动能够组织起来，并以集体的形式同资本进行公开公平的谈判，确定劳动的报酬时，劳动才有可能获得与资本平等的博弈机会，从而保证劳动报酬随着劳动效率与效益的提高而增长；否则，仅以单个劳动的力量同资本进行谈判与交易，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劳动与资本博弈制衡机制的失衡，其结果很难避免劳动的报酬增长远落后于资本收益增长的实际结果。当今中国企业工人的整体工资水平远低于GDP增长速度的根源就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