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央行二十五日公布的“二〇〇五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显示，中国劳动力成本呈现上升趋势。去年职工工资上涨了14%。同时，居民储蓄存款快速增长。 　　

　　最近以来，藉此信息有两种声音令人听来很不爽：一种观点认为，过去的一年中工资上涨14%，说明劳动者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工资上涨拉动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影响企业的竞争力。 　　

　　恰逢其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收分配制度问题。会议向社会传达的信息是：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新近的两种观点与中央会议精神显然不符。所以我想提请注意，不要误读统计数字。统计数字是一种数据综合，是对差别的平均。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不是要看平均上涨，而是要分析平均上涨背后的收入差距。仅仅强调平均上涨，可能为那些粉饰太平或者为高收入者辩护提供了方便。 　　

　　事实上，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存在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劳动者之间的分配不公，农民工的收入提高问题，需要在改革中从根本上调整原生层面的经济关系，需要对宏观分配制度进行重新安排，需要通过政府的经济政策在二次分配中进行重大调整。这都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从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来看，贫富之间的分化，劳动者之间的不公，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需要打持久战。那种一个年度在职职工的收入有14%上涨就乐观地认为分配问题得到解决的想法，实在是过于天真。 　　

　　为此，我提请读者关注以下数据： 　　

　　劳资分配不公导致：财富多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45%；财富少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1.4%。这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少数人掌握了绝大多数财富，多数人却掌握着少数财富。在我看来，从我国财富在人群中的这种分布态势来看，已经到了必须引起各界特别是高管层重视与警界的严重地步。问题的严重性不止于此，我们的收入差距，是建立在一个庞大的贫困人口基础之上的。有两种收入差距拉大的经济现象，一种是建立在普遍小康基础上的，如香港地区；一种是建立在贫困人口基础上的，如中国大陆。不可否认，经过20多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我国在扶贫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全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30%下降到3%。但按照中国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来看，贫困人口界定的标准也要与时俱进。因为按人均收入一天一美元的国际通行标准和购买力评价折算，中国的贫困线为年收入924元人民币，那么，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当有7580万人。财富在这种背景下的不均分布，无疑既不和谐，更不安全。 　　

　　行业分配不公(人均年工资)现状是：全国机关：约1.6万；事业单位：约1.5万；企业：约1.4-1.5万；大行业：超过6万元。超过6万元是多少？语焉不详。但从目前媒体披露的数据，已经达到15万元。从行业分布的收入差距来看，问题似乎并不十分严重。然而进一步了解我们发现，行业收入不公现象依旧刺眼。特别是，依靠国家特殊政策获取超额垄断利润的行业，其收入远远超出其它行业。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显示：2003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年工资为14040元。其中，非垄断行业的农林牧渔业职工工资为6969元，电力、煤气、水等垄断行业是18752元，而金融业，职工年工资高达22457元，为农林牧渔业的3倍。如果再进一步细分，在电力、煤气、水行业中，电力工资又高于煤气、水这两个行业。据了解，广州市电力集团公司一名普通职工的月工资不到6000元，但加上奖金、住房公积金及各种补贴后，其年薪可达到15万元，相当于全国职工年均工资的10倍。深圳一家证券公司的司机年薪达12万元，是广东省在岗职工年均工资的8倍。垄断行业工资过高，早已引起社会众怒，一些地方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抑制措施。但让人意外的是，其垄断性行业的工资不但没有回归合理水平，却“增幅”依然领先。 　　

　　职业之间分配不公的现状是：企业的经营职位和一般职位间的收入差距普遍在20倍以上。拉开经营职位与一般职位的收入差距，曾经是工资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旨在通过合理实现劳动力价值，激励不同职位员工积极性，为企业做贡献。然而，这种差距一旦拉开而没有限制机制，大有乘上过山车之势，两者差距加速分裂。这20倍的差距，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于一个有着如此庞大人口基数的国家来说，不啻是一个不好的消息的。当然，我这里主要是对总量上的20倍深表异议，个别地说，某个企业的老总，他的收入如果与他对所领导公司的实际贡献结合起来考量，差距有多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企业带来的丰厚利益以及由此给每个员工带来的利益，是不是与他拿到的收入相符。据我所知，香港的公司内部收入差距曾被人容易为“天差地别”。相同的单位，不同的职位收入差别通常也不过大到10多倍；但是，在不同的单位，相同的职位的人收入差距不会超过10%。可见，国内的这20倍暗藏着多少不公平的因素。 　　

　　至于认为由于职工的收入提高引起劳动力成本升高，最终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的担忧是多余的，这种看法也不尽合理。 　　

　　一个企业的竞争力，如果长期建立在劳动力的低成本基础之上，那末这种企业是没有希望的。低劳动力成本，说到底就是通过盘剥劳动者而降低产品成本的方法。在中国，长期以来，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都是在低于劳动力价值基础上付出的。这是从微观上说的，在宏观上，他们也并没有水涨船高式地分享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带来的成果。连自己的劳动力价值都没有挣回来的薪酬，在他们的工薪没有超出劳动力价值之前，工薪增长不对企业竞争力的下降负任何责任。长期低薪的结果，必然导致劳动力素质降低，整体供应量减少，劳资矛盾尖锐，涌动社会不安定。 　　

　　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只能建立在产品的自主创新，企业内部科学管理，市场的开拓基础之上。企业没有内发的竞争力，仅仅想通过少给打工者报酬，无异于节流不开源。当然，一个企业的发展，还有赖于良好的经济环境，合谐的经济关系，优惠的经济政策。在中国，地方政府的支持更是重要条件。 　　

　　如果担心由于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而令外资企业撤出中国，在国际范围寻求更为便宜的劳动力环境，那更不用忧虑。企业生存与发展是一个综合条件。如果我们的综合环境与条件是优越的，就不会仅仅因为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而吓跑外资企业，如果仅仅因为这一点而使某些企业外撤，也许这些企业正是我们希望它们快快离去的那些企业，正是我们要淘汰的对象。因为这类企业的存在，可能给中带来的好处远远小于它们带来的麻烦与负面影响！ 　　

　　用低于劳动力价值的因素吸引外企的时代必须结束，这种发展模式给一个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岂止是负面影响，从深远的角度看，它带有深厚的破坏性。它可能带坏新生的民族企业，它可能酿成恶劣的劳资关系，它可能从一开始就将经济引入原始残酷的资本主义境地，它也势必在总体上给伤害劳动者阶层。 　　

　　我看，这样的外企，不要也罢，因为它原本就是应当遭遇淘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