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航油事件余波未了，陈久霖的2350万元的巨额薪酬又引起了不少批评之声。也就是在同一时间，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指出，“要处理好收入分配中的各种关系，合理把握央企负责人薪酬与职工工资比例关系，防止差距扩大”。据悉，这个高管与一般职工的差距现在已经达到了13.5倍。　　　　

　　关于国企薪酬激励的调整，国资委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表示了。但现在放在中航油出事、陈久霖的巨额薪酬曝光的时候，则另有一层意义了。　　　　

　　国企高管薪酬如何确定？首先得看这种考虑的出发点在哪里。国企改革以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走向市场是一贯目标。如果国企都依照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和建立，按照市场规律办事，那么薪酬的多少似乎就不是“防止差距扩大”、“把握……比例关系”能决定的。国企一直以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激励乏力，到现在仍不能说很好地解决了。如果按市场的方式来办，薪酬无疑要与业绩挂钩，而与业绩挂钩，也就否定了国资委上面的说法。而对于竞争领域的国企，高官薪酬与职工工资之间的关系，也是无关紧要的。　　　　

　　在现代企业制度、市场规则与国资委的薪酬激励表态中，存在一个悖论。　　　　

　　然而，这样看待国资委似乎也有些不妥。至少在中航油陈久霖的薪酬处理上，是绝对“市场化”的。　　　　

　　根据陈久霖与中航油签署的协议，2002年陈久霖年薪为60万元新币，如果公司年盈利1200万元新币以上则按比例提成。结果，2002年中航油的净利润达到了惊人的5793万元新币。陈久霖因而获得430万元新币的分成收入。陈久霖当年的收入达到了490万元新币（折合人民币为2350万元），成为整个新加坡的“打工皇帝”但问题是中航油业绩的取得，有多大程度是依靠经理人的运作，又有多大程度是依赖于国内市场的行政垄断？业界也很清楚。“凭什么靠着一项垄断的经营权，个人可以获得如此高的收入？”外界对此的质疑声不断，各航空公司也一度因油价过高而对中航油的垄断表示不满。垄断行业的利润，却要由国内航空公司和最后的消费者来消化，这种“业绩”与薪酬的挂钩，就难免不能服众了。　　　　

　　薪酬市场化、国际化没有错，问题是这个基础，包括中航油在内的诸多行业并没有国际化，而是还在延续着行政垄断的老路。这是国企薪酬激励的又一个悖论。　　　　

　　而在这些逻辑悖论的背后，可以看到决策者背后的行政意志和计划手段的影子，薪酬多少可以由决策者制定，并不是市场逻辑在起作用，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国企上市公司股东一般对高官薪酬没有发言权，为什么另一些高管薪酬却受到限制。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行政意志的影子一旦成为最终的思维来源。中航油事件归结为风险监管的失察是不错，但是中航油内部、外部的监管都没有对陈久霖的玩火有任何的约束，这种责任谁来承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