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分配40年变迁“上海镜像” 　

　　这是上海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几十年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变化，影响着这个家庭的喜怒哀乐。 　　

　　刚刚帮儿子办完喜酒的胡先生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今年5月，为了解决儿子的婚房，他卖掉了上海内环线的房子，在中环线附近买了115平方米的新房。现在，他、他妻子，和新婚的儿子、儿媳妇一起住在这套三室两厅的房子里。 　　

　　“房子卖了50万元作为新房的首付，结婚花了10万元，装修花了10万元，还有家具钱。这些已经差不多是我们家所有的积蓄了。”胡先生的甜蜜中也有些苦涩，为了凑齐这些钱，他50多岁的妻子在退休后，一个人前往温州的皮鞋厂指导鞋帮的制造。 　　

　　“她吃住都在厂里，没有休息天，就这样每月给儿子攒下4000元钱。”坐在客厅的沙发里，胡先生说。 　　

　　这是上海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几十年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变化，影响着这个家庭的喜怒哀乐。 　　

　　从42元到1000元 　　

　　1964年，胡先生从重庆某军事专科院校毕业，分配到了位于河北省唐山市的国防科委下属某院当了5年军人。 　　

　　“6年后我就转业开始拿42元钱的工资，前后整整拿了10年。”胡先生说，这个收入在当时算得上中上水平。而且当时的房子是单位4人一间的宿舍,吃饭穿衣需要的花费很少,“觉得挺宽裕的”。 　　

　　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胡先生们领取低工资的同时，政府财政承担了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其他保障费用。 　　

　　“收入分配包括的范围很广，除了工资之外，医疗、住房、教育和养老金等都属于这个范围。”研究收入分配的作品连续两年入选《社会蓝皮书》的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院博士顾严说。 　　

　　1979年6月，胡先生结束了夫妻两地分居的生活回到了上海，随后进入了仪表局下属的一个国有企业。 　　

　　在此之前的6个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在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每个人的收入分配方式。 　　

　　“我当时的一个感觉就是工资开始涨了，不像以前几十元钱一拿很多年。”从1979年开始，胡先生的工资从49元慢慢涨到了1990年的三四百元。 　　

　　在工资上涨的同时，胡先生仍然享受着免费医疗，“那时候我手中有四张卡”，胡先生“骄傲”地回忆，其中一张是瑞金医院的，一张是中山医院的，一张是龙华医院的，还有一张是单位所属徐汇区中心医院的。“当时看病只要拿着卡到医院去就行了，根本不要钱。”不过在那个生病不用花钱的年代里胡先生正值壮年，几乎没去看过病。 　　

　　从1993年开始，胡先生调到了仪表局下属的一家合资公司，工资一下子跳到1000多元钱。 　　

　　“其实回想起来，当时合资的部分原因不是缺资金，而是为了享受合资企业的待遇，既有税收优惠，又能提高工资。” 　　

　　虽然私营企业的工作相对辛苦，但是相对高一点的薪酬让胡先生解决了房子的问题。原来的那套房子，是早在1994年胡先生花了首付2000元、10年每月还款38元买下的，在10年之后这套房子为他带来了80多倍的收益。 　　

　　1995年，胡先生离开了合资公司，准备自己干。“不过我胆子小，其实这一步只迈了一半。”胡先生没有自己注册公司，而是选择了仪表局下属一个国有厂的“三产”公司。 　　

　　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单位”观念，使得他宁愿与单位分成，也要把编制留在国有企业里，为了退休后有个保障。 　　

　　和胡先生不同的是，他的妻子选择了私营企业。1999年开始，在上海第一皮鞋厂工作的胡先生妻子在退休后被温州老板聘走。 　　

　　“当时我们鞋厂不行了，那家温州的私人皮鞋厂把我们一起挖过去，从副厂长到我这个指导‘制帮’的，都是我们厂过去的。”胡先生妻子说。 　　

　　这家皮鞋厂开出的薪水比胡先生妻子退休前拿的工资几乎高了6倍。“4000元啊，所以我们都去温州了。” 　　

　　在退休前，胡先生的妻子从学徒开始一直到退休一直在同一个车间工作，薪水最高的时候是 700元。 　　

　　和效率同等重要的公平 　　

　　1998年，胡先生因为心肌梗塞送入医院抢救。 　　

　　同年，一份《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拉开了全国职工医疗制度改革的序幕。尽管还在国有企业下属的单位工作，胡先生却开始要为医疗付费了。 　　

　　从第二年开始，55岁的胡先生提前退休了。在那时，中国许多行业待工、“双停”、低薪或无一分钱停薪放长假回家等现象开始普遍起来。 　　

　　“还好我那时候符合提前退休的政策，要不然还要多拿5年的下岗工资。”胡先生庆幸地说。 　　

　　胡先生的妹夫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由于所在的国有企业2000年维持不下去了,身为车间主任的他开始在里弄里领每月200元的低保工资。因为在“文革”期间失去了学习的机会，下岗后他当上了保安，每月挣七八百元钱。 　　

　　“我觉得他们这一辈人在收入分配中一直处于弱势的地位。”胡先生说。 　　

　　“城镇居民中，收入最低的那部分人就是在国企减负政策中下岗，学历初中以下，又没有什么技能的人。他们失去工作时的年龄和体能，使得他们在城市中与农民工竞争都处于弱势的一方。”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的说法和胡先生的估计几乎一致。 　　

　　不过相比起事业单位，有着几十年工龄的胡先生对自己的退休金也不太满意。“我当时退休的时候只有940元，现在也才1000元出头。可是事业单位的保洁工退休都有1800元。” 　　

　　200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收入分配改革会议。会议称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努力缓解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而在“更加”和“努力”的用词背后，中国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呈逐步扩大的态势。 　　

　　在杨宜勇等人的《我国收入分配现状、问题及“十一五”期间的对策》一文中，目前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总额的比重将接近50％。 　　

　　“缩小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将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起点。”杨宜勇评述说，这次会议释放出中央落实社会公平的决心，“社会公平”也慢慢提到了和“效率优先”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这两天，退休了的胡先生，忙着在各种报纸电视里寻找和这个话题有关的一切内容。 　　

　　“之前也有过收入分配文件，不过都是上海市下发的某个方面的文件，像总书记也参与的这么高规格又涉及方方面面的会议可是第一次看到。”胡先生指出其中一条给记者看，“你看，文件里说了，要适当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