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过去的排骨冻带鱼转成老板笑眯眯递过来的封闭大红包时，这个时代悄悄地变了，年终奖励也从大锅饭转成了“强者多吃”。
也许有点赤裸裸，但是老板给你年终奖，确实是想拉拢你，他觉得你“今年干的还行，明年最好干的更好。”
本质上，年终奖和喂给海狮的小鱼没有任何差别。但这种年终发钱发物的行为，真正带有奖励色彩却是近几年的事。在过去的数百年里，这种行为更多的是一种人情表示、心理按摩，或者是老板和雇员一起找机会改善生活。
长工和官老爷的年终奖
在明清时，农民多数是素食者，一年360日(阴历)，吃肉的日子大概有20多天。这些日子多数集中在正月，一来是庆祝，二来是宰了牲口之后除了熏、腊，人们也没有太好的保存方式。
地主家给长工吃肉则是一种拉拢鼓励的表示，一个勤劳的长工对一个东家来说是一个难得的资源。为此拉拢住好的工人，是明年扩大生产的重要因素。
《西游记》写猪八戒去高老庄先做长工做得好，甚至做了“倒插门女婿”，孙悟空在降伏八戒后也曾经劝说高太公，说你这家业“都是他(八戒)挣下的”。
据张履祥《补农书》记载，明中期供应雇工饮食的旧规是，夏、秋一日荤两日素；春、冬一日荤三日素。清前期雇工“非酒食不能劝，比百年以前，大不同矣”。这是说清朝初年战乱减少了人口，荒地又多，劳动力紧俏。他们比一百年前的前辈对福利待遇要求更高。
平日都要求酒食，在年终岁末更是要紧。正月没有给长工加肉的东家，会蒙上悭吝的恶名。
这种规矩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三年困难时期，有些老农曾经私下抱怨，说过年都吃不上大米白面，不如当雇工的时候管肉吃。
农业时代也有自己凭双手挣年终奖的，就是官老爷。明清两代的官员俸禄很低，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中进行购买力换算，大概一个县太爷的月收入是1300元左右。这是一个六到七口之家的全部收入。
这种低薪就是允许受贿，清朝管这种贿赂叫陋规，一般是三节(春节、端午、中秋)和两寿(官老爷和太太的生日)各有一份钱。今天的公务员工资制度要进行复杂的折算，每个公务员的收入都因为“地区差异”、“工龄差异”、“级别差异”而有区别。农业社会的解决方案就是，用潜规则来决定官老爷的年终奖(以频率算，和今天的许多日本企业发“季度奖”差不多)，性情更凶、权力更大、前途更远、所治县GDP高的太爷收获的“陋规”越多。
这陋规还不是县太爷自己的，那堆红包里，还寄托着知府巡抚家支付过年开销的希望。
工厂年终奖：零到年货的转折
郁达夫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叫《春风沉醉的晚上》，里面的主人公是一个文学青年，发表一篇小说得钱5元(当时是一笔巨款，上海1926年猪肉价格两毛七)。但是他知道自己没有稳定来源，明明喜欢女工人却不敢去拥抱人家。在那个时代，稳定职业本身就是奢侈的，更不要提年终奖了。
20世纪30年代的反帝运动曾经一度让工人觉得自己也是国家的主人，不幸的是老板利用了他们的感情：“你们不是痛恨日本人吗？不是要反日爱国吗？日本人正要打倒华纱，使得你们没有工做呢！现在你们帮助厂方减低出品成本，就是表示我们中国‘劳资合作’的团结精神，也就是抵日货、救中国的爱国行动！”“万一各位工友不肯帮忙，那么我们无法维持，只有关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