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我没有认为这会是一场较量

　　“又没我的份儿”，我无比懊恼地目送邓雯走进主任办公室。　

　　我不动声色地埋下头，翻着桌上的案卷，可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心里如翻江倒海，烦躁异常。“凭什么，凭什么好事总轮不上我？”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了，虽然我每次都满怀期待，但找上门的业务，主任想到的只有邓雯。　

　　我所在的这个律师事务所，除了一正一副两个主任，专职律师只有4位，其中我和邓雯都是新手。要知道，做律师的，最头疼案源。没案子，能生生困死你。尤其是我们新手，更依赖那些找上门的案件。　

　　大多时候，律师都是喜欢单打独斗的，谁也不愿跟别人共分一杯羹，赢了官司关起门来自己数钱岂不更美？所以，带我们新人这样的活儿，只有主任躲不掉，谁让律所是他办的，培训工作自然不能推卸。　

　　当主任觉得我们都可以独立办案时，案子便不再平均分配。而不幸的是，我成了被冷落的那一个。　

　　当初我来到这里当律师的时候，可是满怀美好憧憬的，现在看来，我太过理想，完全低估了起步阶段的艰辛。那个时候，邓雯是我唯一的倾诉对象，父母那里只能报喜不能报忧，而邓雯和我同病相怜，总也好过那些明明混得凄惨却还等着看我笑话的同学。每当其他律师出门办案，我们俩就会见缝插针地谴责一下资本家，说说主任的坏话，或者抱怨法学专业设置泛滥，僧多粥少呀。　

　　没有案源就得仰人鼻息，生活的艰难初见端倪。虽然在这个悠闲的城市，吃碗面只要不过3元钱，有肉的炒菜也就10元一盆，但每个月600元的底薪却逼着我下班后直奔菜市场。精打细算不是我的强项，我常常觉得疲惫，如同深陷泥淖，喘不上气来。　

　　邓雯开始的时候，和我一样悲惨。谁也没想到，一个集体诉讼案把她救出了苦海，同时也终结了我和她的友谊。　

　　当时，这个案子的十几个原告蜂拥而至，想搞清楚谁是谁都难。前期准备工作繁琐，诸如签合同、整理证据之类的，主任无暇顾及，便让我和邓雯来做。　

　　我们俩各自负责一半数量的原告。在邓雯分到的那一半里，有一个王老太老是糊里糊涂的，前期工作耗时耗力。相比之下，我完成的更快些。出乎意料的是，当我们把整理好的东西交给主任时，邓雯表现出了高我一筹的地方。　

　　“主任，这个人的情况有些特殊。”邓雯熟练地抽出了王老太的材料，有条不紊地开始汇报。我对邓雯的表现很惊讶。　

　　她还对主任说：“您放心，我都去她那儿核实过了，应该没问题。”当时主任点头点得意味深长，不无赞许地说：“工作就得细细干，不能大意，打无准备之仗。”　

　　从那以后，主任对邓雯的印象越来越深。　

　　现在想来，我输的冤枉。一开始，我就不认为这会是一场较量，而落败的后果同样让我始料不及。这种不明不白的输，让我备感委屈。我从不认为我比邓雯差，无论是比学校还是比个人实力，我都能从邓雯那里获得“比对”的优越感。但是，残酷的现实总能让人低头。　

　　一样的繁复琐事，一旦没人陪你一起做，就会更觉得苦不堪言。在律所，邓雯越来越忙碌，不只是给主任整理证据目录，还会自己操刀一些小案子，甚至直接代替主任去开庭。而我，却还在原地踏步，接待当事人、复印材料、填写委托合同。我不得不痛苦地接受了这个事实，那就是，邓雯已经超过我许多了，甚至抢了我的饭碗。　

　　所里有限的案源尽归邓雯独享，我呢，为了每个月拿到大于600元的月薪，不得不四处发动关系找线索找案源，甚至卑鄙地鼓动人家打官司，“告他，没别的办法。放心，我帮你打”。尽管这样的做法自己都很不齿，可一想起邓雯，瞬间的反省就被愤懑取代了，“我这也是被逼出来的！”

　　记得在学校的时候，提到离婚这样鸡毛蒜皮的小案子，大家都非常不屑，“杀鸡焉用牛刀？”可如今，我就像个三流律师，每天都挣扎在琐碎繁杂当中。邓雯如今已经开始做非诉业务了，都是涉及公司什么的规章啊、合同啊，既成系统又能赚钱。　

　　我们的差距越拉越大。她早已不是那个可以和我互诉衷肠的患难之交了。　

　　我真希望邓雯永远别来所里，这样我就可以暂时忘掉自己悲惨的处境，按部就班地干干琐事，盘算着手头的小案子，累加起它们的代理费，有时竟还能心满意足地窃喜一番。　

　　然而，邓雯的高跟鞋总会像梦魇一般结束我的好心情。我对她高跟鞋的熟悉程度远胜于她本人，甚至当好几个人一起走近时，我可以像某种听觉灵敏的动物一样，听出她是第几个进门的。　

　　比起菜价的涨跌，关注邓雯的生活让我觉得愈加疲惫。邓雯在律所的日子，我的注意力常常不能集中。她在给谁打电话，当事人还是法官？她去主任办公室干什么，商量案情还是又有新任务？她跟财务嘀嘀咕咕，难道又报销什么账目？